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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景遷: 歷史寫作就像拼圖游戲
    2021-12-21 13:14 來源:時尚先生網

    史景遷被公認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自1974年以來,他完成了14部有關中國的歷史著作。他敘事生動,善于從細節入手還原歷史更廣闊的背景。

    史景遷住在紐黑文鄰近的小鎮西黑文,離耶魯校園不遠,又安靜又美,可愛的園子枕著落斜的草坡,紛繁的花葉擁抱著涼亭。會客廳門廊左手邊的墻上掛著張充和的墨跡,畫的是張充和的姐夫——作家沈從文的家鄉湘西。史景遷的夫人金安平也是很知名的歷史學家,和張充和是非常好的朋友。這是一對歷史學家的家,他們的很多著作就是在這個遠離塵囂的房子里寫完的。

    到耶魯訪問的中國年輕學者,偶爾還有機會去他們家吃上一頓大餐。金安平會做好吃的西班牙海鮮飯,史景遷則會給我們調制各色雞尾酒。夏日午后,繁花滿庭,在院子里喝著酒跟史景遷談天,真是奢侈的享受。我和史景遷說,我還是要一瓶啤酒吧。其實我是想見識一下他的開瓶器。他家的餐廳里有個碩大的儲藏柜,數不盡的盤子、刀叉以及其他廚具。柜子里有很多新奇的小物件,我曾經被一個深綠色的開瓶器所吸引,它造型獨特,是一個士兵撐桿,士兵的頭與撐桿之間有鈍齒可以開瓶。據說人類學家斯科特第一次見到這個開瓶器也很愛它,時常拿出來把玩。我只能用喝啤酒為由,見識一下。

    史景遷被公認是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自1974年以來,他完成了14部有關中國的歷史著作。他敘事生動,善于從細節入手還原歷史更廣闊的背景。他的著作不僅僅在史學界極具影響,也成了大眾關注的暢銷書,甚至讓西方世界對中國歷史發生濃厚的興趣。

    史景遷出生于1936年,在英國長大,長期居住在美國,但他幾乎一生都在研究中國。他說,他最決定性的一次搬家是從英格蘭搬到新英格蘭,因為在康涅狄格可以為工作提供很多便利。對他而言,耶魯大學是個完美的地方。

    他從童年時期就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歷史是從故事開始的。在英國的寄宿學校讀書時,每天晚上爬上床,關掉燈,學生們就會互相講故事。對一群一起長大的孩子而言,互相講故事是他們將各自的生活聯系起來,或者表達對已故父母的思念的方式之一。在深夜里,這群孩子避開了門衛,就好像避開了國家、法律和秩序。當宿舍的燈關掉時,他們又有了一種新的光——自由。

    他說,歷史學家必須像孩子那樣,意識到故事可以觸及人們的心靈。

    在史景遷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一直在尋找故事。他認為,歷史可能被操縱、濫用和編織謊言,但是在某個時刻,那些偉大的作家們終究會打破這些謊言,而歷史學家要盡量去構建他自己的新世界和他自己的自由。

    史景遷在中國發現了他一直尋找的故事。中國與他成長過程中所處的環境完全不同,這讓他非常癡迷。在近代中國的崩潰和重建之際,因為與英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之間的復雜關系而產生了無數值得書寫的歷史。“這有點兒像采蘑菇。當你在一個少有人至的森林采蘑菇時,你知道你在找什么,但不知道在哪里找。”他說,“所以你扒開樹葉,看到濕潤的泥土。這樣很耗時間,但是卻很有趣,因為不用遵循任何規則。”一個新手每次可能只能采到一個蘑菇,但是對那些采蘑菇的高手來說,蘑菇似乎就圍繞在他們周圍。

    對史景遷來說,中國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國度,有如此豐富的歷史記錄,有無數值得講述的故事,他好像進入了一個滿是蘑菇的森林,有無數的蘑菇在等著他去采。

    在歷史寫作上,史景遷很年輕時就做了非常大膽的嘗試。在《康熙:重構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這本書里,他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從內部建構康熙的思想。他說,肯定有很多人對這種寫法感到奇怪,但是也有不少人很喜歡這本書,包括一些中國近代史學者,他們認為這種寫法是理解傳統中國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自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以來,注重細節的歷史研究風格開始復興,并由此延伸出家庭史、性別史和部分種類的經濟史。有些歷史研究更靠近人類學和社會科學。對史景遷而言,這些都是看待過去的有效方法。此外還存在很多在史學家看來并不重要的方法。他說,我們可以用任何現存的方法來講故事。沒有任何理由能表明你不能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來分析政治人物的動機。

    不過,他認為最具挑戰性的是如何保持故事的平衡性。歷史寫作中最激動人心的事,就是你感到你靠歷史更近一些了。在中國社會中,無論是康熙這樣的大人物,還是王氏這樣的小人物,在他們的周圍都圍繞著很多的故事。他說:“四十年后,人們仍在閱讀我的書,這不是因為我的寫作方式很時興,而是因為我觸碰了這些故事的本質。”

    最令讀者吃驚的,是史景遷的歷史敘述充滿了鮮活的細節,仿佛親眼看到。比如在《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這本書里,他描寫了張岱記憶中的燈籠的光亮。他說,在閱讀張岱的資料時,他高興地發現,沒有比從一個孩子的視角更好地看待元宵節的方法了。父親把孩子放在自己的肩頭,孩子立刻就高了半米,能夠從和他父親差不多高的人群頭頂上看過去。當孩子在父親和仆人的背上時,就能夠看到周圍的一切,而且感到很安全,因為他在成人的臂膀上。“除了滿眼的燈籠的光亮,我找不出更好的畫面。”

    但史景遷的這種寫作方式,也遭到了一些質疑。1992年,布魯斯·瑪茲利士提出“《胡若望的疑問》之疑問”,聲稱自“歷史之父”希羅多德以來的史撰傳統——提出問題、探究問題——被史景遷拋棄了:他那優美的中國敘事背后,并沒有問題,也沒有答案。不過,持這樣觀點的人仍然還是少數,愛史景遷的人還是會一直愛。

    魏斐德是敘事史的大師,也是史景遷在歷史與文學之爭中的盟友,他愛極了《太平天國》的末篇。他愛史景遷用倒敘所剪接的數月前軍營碎影,愛這種電影文學手法所形成的“想象與事實之間的張力與共鳴”。費正清,中國史泰斗、史景遷老師的老師,頗為肯定《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認為他的研究,“由建筑于社會科學框架基礎上的中國歷史研究模式,轉向了文學和人文關懷基礎上的中國史研究”。麥克阿瑟獎的頒獎詞則更加中肯:史景遷的史學著作“將原創性的史學見解與敘述故事的文學稟賦相結合,使其著作在描述人物與情境方面予人以小說式的感覺”。

    對歷史學家以文學之名展開批評和爭論,不能不讓人回想起更加古老的一場爭論——歷史與文學的爭吵。史家聲稱自己對每一特殊事件的發生機理了若指掌時,詩人卻在嗤笑這了解變動不居、缺乏永恒亙久的元素。在認識自身、認識過往的艱辛旅程中,究竟誰更能洞見事實和真理的微弱燭火?

    余英時曾說,史景遷的歷史寫作可以劃入《史記》的范疇,是文學和史學的完美結合。對此,他的回應是:“歷史寫作必須基于豐富的史料,但是對語言的出色使用也能給作品增色不少。當我開始閱讀中國歷史的時候,我接觸到了司馬遷,他是目前為止我能想到的為數不多的天才之一,因為他非常清楚如何構建故事,也知道如何能讓故事產生長久的影響。”

    但史景遷也很清楚,歷史不能成為文學,或者說,歷史只能是不成功的文學。

    歷史寫作更像是一種拼圖游戲,而事實正好嵌入拼圖之中。尋找寫作的主題,常常是碰運氣,但會經常遇到驚喜。史景遷的任務就是當一個事實捕捉者,去尋找那些確實的拼圖。在尋找的過程中,拼圖的各個部分會逐漸匯集在一起。

    比如,我們可能并不需要在故事中出現一座廟,但是故事中恰恰就有一座廟;我們可能沒有想到會有毛驢出現,但是故事中有個人正在騎著毛驢旅行;我們可能沒有把客棧和客棧老板安排進故事,但是故事中有個人偏偏進入了一家旅館。這些人慢慢地匯集在一起,組成了故事。這并不是任何一種特定的寫作流派,而是不斷地展現拼圖中缺失的部分。

    現在,對史景遷來說,時間才是真正的戰斗。有時回看這一生的寫作,他常常驚訝自己已經寫了那么多,而最讓他感到驚奇的是,這些書之間有一種從未意料到的關聯。比如他寫過晚清,也寫過1630年代;有些書是關于太平天國、利瑪竇和天安門,有些書把宗教與文學聯系起來,有些則把五四運動與清初聯系起來;王氏是與康熙相對比的人物,而胡若望則是外國人的代表。

    有時候,史景遷重讀自己書中的某些篇章,感到很滿足,盡管它可能只是四百頁中的某一頁。他自認為寫得最好的片段是《王氏之死》一書前言部分的最后一兩句。他這樣寫道:“就我對王氏的認識而言,曾感到模糊不清和艱澀難解。”

    他記得40年前寫下了這句話。“我很高興能寫出這樣的話,”他說,“因為這是講述歷史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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